残雾(咕中,请看置顶)

【何白何】杂录一则

民国,白第一人称视角,没有具体“爱”的描述,cb人,支棱起来!【?

“爱”的有与否要交给番外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写

祝我期中顺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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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真的很长吗?

以前何先生问过我这个问题,我给他数着年份算,民国九年的时候我刚刚十五,先生教我书的时候我十七八,中间这两三年,不过是一晃过去了的日子,或许和不存在也无甚分别——只是人个子长了,活过的岁数长了,要担的东西更多了些,同旧时光里是没有差的。

先生便只是笑一笑,说你还年青,不懂的。

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立志要参军,觉得自己长大了,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,而汉子或许是不用读书的。就这话我在办公室里答复过先生,何先生听了就拿着教鞭轻轻敲一下我脑袋,温温和和地说:“年纪轻轻不懂得读书,将来人家和你说,白将军给作个回忆录或是说写个报告罢,你不会写文章,不是笑话么?”

我便觉得有道理,又乖乖坐下来念那些“之乎者也”。

何先生的名姓放在当时也是鼎鼎有名的,单字一个炅字,何炅这名号说出去就是金牌似的保证了。我问过他那“炅”是甚么意思,他说是“明亮”,想来也确实,太阳连带着火光,热腾腾地燃着了我的后半生。

芒城大学里的学生普遍是不大爱和老师们交流的,觉得老师们都是老古板,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在年青人中间悄然传递着,但何先生授的这一门课听的人却很多。我同先生的关系,也夹在这几十号乃至百来号人之间,显得遥远了。

好在当时的话剧社演角色时,先生偶尔路过也来指点一二,我作为话剧社的一员,竟然也就这样让先生记得了。这话大约不准确,因为先生是开学第一天就能将学生和名字对上号的人的。所以我只是在先生的千百个学生里和先生较为亲近的一派,算得上是我的荣幸。

先生喜欢牵牛花,大学教室的窗外恰有那么些,郁郁葱葱生着,粉色紫色开成一片。我陪着先生散步问他文章的时候,先生会指着那些牵牛花同我说:“白白啊,你将来要做牵牛花似的人,有韧劲儿往上,被人拧着弯了也不屈服,要想着还向光的方向爬的。”这话我一直牢记在心里,每每路过那两朵牵牛花,就想起先生的教诲来。

毕业后我留在芒城,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工作,先生腾开间客房来给我,叫我回学校暂且当他的助理。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先生是没有妻儿的。那时候大学里就有些个人散布流言说先生是二倚子,给校长卖了屁股才能进来做老师,教我听见了,我就瞪回去,言辞俱厉地冲他们喊你敢辱我师门,然后把拳头也扬起来。有些人是看我瘦,笑我是和先生一道,我冲上去把他狠狠打了一顿,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先生的坏话了。

那天晚上月亮很好,圆满得如同李太白吟出的白玉盘。先生替我上药,难得地生了气:“你冲他们动什么手?”

我前所未有地觉得委屈:“他们侮辱你。”

然后先生教导我:“话,教他们说去,说了千句百句,没发生的事还是一样没发生。而我面前还有那么些像你这样的学生尊敬我的,我该高兴才是。”

年青的冲动热血,在何先生的几番教导里,就那样冷静下来了。后来想想打过的几场胜仗,大约也和先生教导我的冷静是有关系的。

我在芒大没有留几年,大约是两三年的光景,征兵的便到了芒城。我应征入伍,随着部队南下了。——听说先生的故乡在湖南,我跟着队伍停在湖南驻守,呼吸着先生少年时候呼吸过的空气,得空了也去见过先生念过书的学堂,觉得先生还在我身边指引我。

先生有来过信,大意是近日一切都好,问我在湘适应与否。我掏军饷去买了信纸,信纸上的素花特意挑了牵牛模样的,铺展开来好像还能闻到清雅的初夏的气息。笔只能掏两根用剩的炭条凑合,总算是给先生去了回信——有劳先生远远挂念,更何况我也喜欢先生呢?

只是那时候没有注意过先生从哪里得到我的地址,想来结局是冥冥中的定数。我虽不信鬼神,也在这春至的四月底生出一身冷汗。

我知道何先生一贯是很忙,来信许是惦念我这个旧日的学生兼室友兼他的下属,可这回他的回信却到得更为迅速:“随信附赠我钢笔一根,只是须你自己去买墨水。另,十里书铺里有我寄存的书册一本,劳你去取来惠存。”信纸上遒劲有力的字笔是我熟悉的力度,拆开信封时候还掉出两朵干枯的牵牛花,滚出一根墨黑色的钢笔。

我是见过这根笔的,先生作文章写讲义时候常用,长得就温润,握在手里就只剩下厚重感。就像先生这个人一样,平日里是温和的,实际上整个人带着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沉淀出来的厚重,像一本古朴的厚书。

那根笔我后来只在跟先生书信往来时用一用,其余时间一直收在衣服的内袋里贴身留着。战场上炮火无情,匆忙逃命前想起先生的谆谆教诲,好像一切就都还有希望。

二十四五的时候我提交申请入了党,这十年里不管我去向何处,先生似乎总有本事知道我的落脚处,托人将信送来。大部分时候信里都是浅短的几句话,问安与报好,有时候信封里只有两三朵干枯的牵牛花,连句话也没有。信封上的地址倒是万年不变地署着芒城的那间屋子,就好像先生怕我迷路一般地给我指着方向,等着我回家似的。

写到此处时想起先生寄存在我这里的书被烧掉,钢笔也被收缴去,不免悲从中来,泪是簌簌地落了。

再说回一九三三年罢。

战争的火焰越来越燃烧得热且烫,手榴弹炸在身边时我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,但好在是哆哆嗦嗦保回一条命。上级调派我回北平,一方面养伤,另一方面也练练新兵蛋子们,空闲时光就生生卡在了这处。

情报部门抽不出人手,我这个闲汉就借着买书的便利送信给实际是据点的书店请他们转交。令我意外的是这也是家十里书铺,店老板冲我打了个招呼:“小白来了我就不教小柳去给你送了,有你的信。”

信上还是熟悉的地址和笔迹,我匆匆忙忙拆开,还是雷打不动的三枝枯干的牵牛,信纸上写了很长一篇,我冲老人抱歉地笑笑,靠在书柜旁读先生的信。信里只是大概提提芒大最近不甚平静的状况,课已经无甚人去听,但他自己一切都好。结尾处先生写,听说你近日受伤回了北平,静心养伤,早日康复。落款奇怪地堂堂正正写了名,“何炅”两个字似飞欲舞地落在纸上,像只振翅欲飞的蝴蝶。

问老人家买了信纸,我在回信上写近日尚好,伤已经好了大概,有劳先生挂念。思来想去似乎少些什么,就也在结尾信手添上两笔,画了窗外的雏菊。

我眼看着我自己的信被信封裹住丢进抽屉里,才恍然想起还有情报。另一封“信”拿在老人手里端详了一番,他笑眯眯地道:“两封信收信地址一样,你早说啊,我老了,还要再拉一遍这大抽屉。”

我总觉得窗外有人在看我,回头时却什么都没有,只有雏菊摇曳着。

那一天之后先生来信的频率降低了很多,从月月一封信到一季乃至半年才来一封,地址倒是没变,还在芒城,但信封里除了惯例的牵牛花外空空荡荡,什么都没有了。到后来我调动过于频繁,又是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多些,也就再没收到过先生的信。

距离那封情报寄出后过了四五年光景,上级差我去芒城接个人护送去南京。我怀着种许久未踏上故土的喜悦进城,去找上头指示的“安先生”。

安先生戴着顶宽的檐帽,只是干巴巴地咂着烟,声音很哑。我看不见他的脸,也无心关心这位是什么模样。只是一身水黑色的长衫妥帖地贴在他身上,像个读书人的气质。我不由得想起何先生,但何先生不喜欢肃穆的黑色,多数时间穿的还是水蓝的一身,像缱绻的水波。

到了晚上我把安先生送到上头安排的酒店,借口出去买烟,独自去了芒大附近。

芒大早已经没什么人了,只有火红的装饰用的玫瑰燃烧成一片血红的暮色。连绵不休的战乱伤害了太多人。何况我听说那日空投炸弹时,有一枚正炸在我曾和先生一起散过步的小道上。附近的几户人家的庭院也已经荒芜,只有一户我熟悉的还算干净,庭院里的牵牛花还是一样的素雅的绿色的藤,但家里也已经是没有人的了。

看那整洁程度,想必先生是今天才收拾过,只是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等先生回家来同他叙旧。看看天色已晚,我只得将折来的玫瑰折断了茎,扣在我的军扣上,连夜同安先生离开了芒城。

安先生一路是很安静的,我不大习惯烟草味道,中间呛咳了两次,他也就掐灭烟,坐在副驾阖目打盹。从我的角度恰好望见他的侧脸,岁月柔化了棱角后的模样总让我想起何先生。我这一路没有同这位安先生发生过多的交流,只是一路在思念先生——十五年已经悄然地擦过我的肩,先生如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?

只是后来想起只是后悔,这位“安先生”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。

那一年的南京,死了“三十万”人。

时间真是无情的东西,可以轻而易举夺取一个人的青葱与黄昏,将爱与遗憾全部洗成一句“纵使举案齐眉,到底意难平”。倘使一个人某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不被人称道的话,那么留在千年史书里的一笔就这样平淡地划过他的一生,划去这人生死簿上的名姓,供后人遗忘。

生前再名声鼎鼎,到底被埋进巨大的隐瞒的数字里,不会有人知晓。

先生的信不再来过了。待我返回北平,几次问过十里书铺的老人,对方只是看着我,摇摇头。

一九四二年的春天,这位开着十里书铺帮我收信的老人也病逝了。他生前我曾问过他和先生的关系,两人算是私塾里的同学,此外再不能多言。

当年夏,上头将我调回了湖南长沙,教我等待调军指令。我整天扎在军营里,无暇顾思先生如今何在的时候,又一封信送来了。

我认出了那跑腿的小厮,刚入伍时候他在十里书铺做杂活,现在连那个十四岁的小孩儿都已经长大。他把那封信递给我,又递给我一本书,说是别人送我的。信封上工工整整写着我熟悉的落于芒城的地址,我迫不及待拆开来,里头是两朵干扁滚圆的雏菊,和一朵万年不变的干枯了的牵牛花。

信很长,足足写满了四页,还额外裹进一张明信片,于是我先行同小厮道过谢,拿了所有东西回屋去。

明信片正面是何先生的照相,他站得很挺,鬓角别着朵雏菊,好像一位清癯矍铄的宋朝老人。何先生自己的笔迹在照相下细细地写,1937年12月5日摄于南京。翻过来便只剩下一句“安好,勿念”,没有日期,也就无从得知究竟是安了何日的好,我要勿念哪一天的他。

纸上零零碎碎写了很多信息,像是攒了很多时日凑成的篇章,东一句西一句拼成先生与我相别的十二年里的细碎角落。我后来将这四页信纸夹在我的日记本里,连带先生多年来给我的花和其他信件一起,只是这一厚本的笔记、那支钢笔与先生和我的联系,被那些个收刮走,纸张送了火,钢笔大约也给践踏成了一团小小的破铁,早和先生共赴忘川去了。

这四页纸上写过什么,我倒是还记得些,无非是“近日硝烟四起,很挂念你的安危”、“节日快乐”之类,更多的已经随着那支钢笔尘归尘、土归土。——我终究也是老了,开始记不得事。

我已经记不清先生最后如何语气欣喜地写“南京真美”,写“再多住一月便回芒城”,写“自我入党以来,曾与你短暂‘共事’,已经多幸”,只记得信纸上最后用朱红染料点了两笔,画出一朵清秀的梅。

新中国成立后我再没有回过芒城,被那些个揪出来批的时候也只离得那里万万远,然后写这篇不知所云的所谓回忆录出来。

一百年真的很长吗?

对于这世界的历史而言算不得什么,仅仅渺沧海之一粟,而对于人的一生来说,已经长到难活。

如今想来,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种干枯的牵牛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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